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 —— 中國錯過的三大政改時機

（一）迷失的「洋務運動」

十九世紀中葉，大清江山風雨飄搖。內有太平天國、撚軍、大理與回民的造反與割據勢力，外有一次、二次鴉片戰爭的直接沖擊。落後保守的清政府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第一次感到了亟需改革的壓力。總理衙門大臣奕欣、兩江總督曾國藩、閩浙總督左宗棠、直隸總督李鴻章等新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提出，若要抵禦外侮，維護清廷，必須首棄「祖宗之法」，轉而引進西方列強的治世方法與先進技術。

在這些軍政重臣的大力推動下，一八六一年，大清國建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始采用國際慣例來處理外交；次年，上海開始發行報紙，北京辦起了外語學校；第三年，江南制造局在上海成立，開始了近代軍事工業的機器化生産；又三年，馬尾造船廠也於福建落成，堪稱當時遠東地區之最。一八六八年，大清國造出了第一艘國産軍艦，並購得六艘英國軍艦。此時的中國，已經將同期進行「明治維新」卻只擁有木帆船的日本遠遠甩在了後面。

然而，最終達成了改革目標並獨立富強的，卻不是領先在起跑線上的中國。中國雖然變了，但變的是表層，不是深層。換言之，中國換了形式，卻無傷體制。清廷爲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改革，極力避免觸及政治改革，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而日本卻恰恰相反，實行全盤西化，並且相當注重典章制度與思想、觀念方面的改革。可以說，日本的變革，首先就是體制的變革：

由於十九世紀中期接踵而來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德川幕府成爲日本社會討伐的目標。一八六八年，明治天皇在倒幕派的策動下發布了《王政複古大號令》，廢除幕府，令幕府將軍德川慶喜「辭官納地」。隨後，戊辰戰爭開始，「天皇軍」與「幕府軍」激戰了一年半，終於由「幕府軍」的失敗告終。明治天皇的新政府上台後，隨即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廢藩置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身份改革，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土地改革，實施新的地稅政策等等。明治天皇更下诏建立國會頒布憲法，請來法國專家幫助起草刑法典，訂立法、德混合式民法典以及美式商法典。軍事方面也跟上了大清國的步伐——陸軍參考德國訓練，海軍則參考英國海軍編制。

這一系列的體制改革，使得日本在短短二十幾年內崛起爲新的強國。而此時大清國的洋務運動，卻因爲制度的停滯不前而陷入了困境。大清國官場腐敗，民心渙散，縱有堅船利炮，但管理艦隊和操炮的人管理不善，相互傾軋，政府缺乏有效的管制手段去推動切實的改革。因此一個好端端的富國強兵之夢，卻以「甲午戰爭」的水師全滅告終。縱然清廷在其統治的最後時期痛定思痛，下定了「預備立憲」的決心，但終究已和政治改革的最佳時期失之交臂。「辛亥革命」開始，清廷被顛覆，剛剛開始的「預備立憲」自然全盤失敗。

這一步沒趕上，使中國沒能完成歷史上第一個和平憲制變革，並因此保受外侮長達半個世紀。





（二）錯失的「一九四五」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在自己發動的太平洋戰爭中落敗，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作爲戰勝國之一，雖然經濟蕭條，兵困民乏，連收一句道歉的能力都沒有，但當時的中國人口只有四億，且革命黨人依然堅持著他們西方式的民主理想：政府民選，軍隊國家化，中國在和平崛起與政治改革上依然具備一定的優勢。

可是，盡管當時的中國經歷了八年抗戰，人人希望和平，內戰卻還是開始了。國民黨將此次內戰形容爲「勦匪」、「勘亂」，指責中共倚靠蘇聯勢力搶奪戰利品與搶佔東北地區地盤，從不遵守中國戰區統帥的命令，導致談判破裂。而共産黨方面將其稱爲「國內革命戰爭」，宣稱國民黨當局不願放棄一黨專政的政權，不願放棄徹底消滅中共的願望，無視原日軍占領區內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中共領導武裝力量與中共領導下所建立地方政權的存在，一味利用武裝力量向中共進行威脅，最終導致國共關係惡化。然而，無論雙方如何在內戰問題上進行表述，國共兩黨相互進行政治鬥爭的直接結果是——剛剛經歷過炮火的中國又再度陷入了一場近代國際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內戰。

這次內戰以國民黨撤退至台灣告終。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的土地上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此，中國再次錯過了通過和平方式對政府進行民主化改革的機會。國民黨在台灣開始了新的白色恐怖（但後來台灣的民主化遠遠領先於中國大陸），而共産黨的政權則成全了中國歷史上的又一極權統治，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走上了史太林主義並最終陷入幾乎將中國社會根基完全摧毀的「文化大革命」。

又一步沒趕上。有數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到了現代，依然未能逃離專制與人治的陰影。

（三）血腥的「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也稱「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等，通常簡稱爲「六四」，被普遍視爲一場導致中國政治改革大開倒車的政治風波。學運的開始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從該事件所衍生出的衆多有關民主的討論，至今也未平息。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一九八五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義爲核心的「新思維」運動，並於一九八八年宣布蘇聯將放棄列昂尼德·伊裏奇·勃列日涅夫教條，允許東歐國家民主化。這個被戲稱為「辛那屈教條」的政策在事實上結束了冷戰，同時也將被中共稱爲「資産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在中國散播開來。

諷刺的是，就在戈爾巴喬夫宣布允許東歐國家民主化的前一年，原本被鄧小平選定爲接班人的胡耀邦被指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不力，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失誤。胡耀邦在同年提出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要求。中共中央隨後下達了一號文件，號召全黨全國堅決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

然而，當時的中國人已經開始大範圍地接觸西方民主思想，許多知識分子也公開呼籲民主與人權。一九八八年，公開呼喚「蔚藍色」西方文明的政論電視紀錄片《河殇》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在全國範圍內引起轟動，成爲「六四」運動的思想前導。西方的民主訴求已經成爲了大勢所趨。

在這樣的環境下，胡耀邦於一九八九年的逝世成爲了「六四」的導火索。當時的中共政府，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發展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在同時經受了各地國營企業關閉，大規模失業等強烈沖擊，並暴露了一系列貪汚腐敗，任人唯親的問題。因此，學生們自發紀念、哀悼胡耀邦的活動很快就演變爲一場反「官倒」，反腐敗，爭取民主與自由的請願。大批學生開始聚集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提交了請願信。當時出任國家總書記的趙紫陽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希望溫和處理。

不幸的是，最終以趙紫陽、胡啓立爲首的黨內改革派徹底被以鄧小平、李鵬爲首的保守派鬥倒。反對軍管的請求無效。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十一時至六月四日清晨，中共領袖指示人民政府的子弟兵開槍屠殺自己國家的人民。舉世爲之震驚。

至此，由於中共體制的龍頭鄧小平不想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以威脅到中共一黨專政，中國再次痛失政改的黃金機會。

「六四」至今已經十八年整，趙紫陽所提倡的政治改革從來沒有得到實施。面對近期中共失敗的醫改、經改與教改，趙紫陽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一語成谶：

「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方面互相影響。現在看來，除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外，社會主義在政治體制上，在民主問題上也必須顯示出自己的優越性。在實踐中，我越來越感到，政治體制改革對經濟體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後了，應當大體上同步進行。如果太滯後，經濟體制改革就很難繼續進行下去，而且會産生各種社會、政治矛盾」。

如今的中共，何嘗沒有意識到政改的必要性？然而政改的黃金機會已再次被他們自己親手葬送。

這步沒趕上，黨是暫時保住了，可中國的危機，卻越來越深了。





（四）積重難返的當代中國

今天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民，依然生活在魯迅筆下的「鐵屋子」（iron house） 中。唯一不同的是，如今的中國已經轉入了「柔性專制」的階段。鐵屋子依然是鐵屋子，只是屋中多了些天鵝絨。拳頭打在牆上，不會硬生生地彈回來，但想要打破它，卻依然是不可能的。

可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唯有在政治體制上實行徹底改革的國家，才有可能真正在世界上領跑。不消說「法國大革命」的教訓與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崛起，即便是實行社會主義的前蘇聯，也經歷了政權輪替，改變了原有政治體制並最後開始走向自由強大的過程。

中國與這些國家相比，不是沒有過「革命」，不是沒有過「維新」，也不是沒有過改變一黨獨大局面的機會。然而中國在這些變革的機會面前，步步跟不上。在「洋務運動」中，清廷的改革流於表面；一九四五後，中國內部依然不肯放棄內讧，一波接一波的內戰一而再地將中國人民拖入了無底的深淵；於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六四事件」中，中共更是顯露出了與晚清清廷同樣的本質——爲了維護統治階級的既有利益，只肯著眼於眼前的經濟利益而棄國家長久的政改方案於不顧，最終拖延甚至阻礙歷史進程，使得中國一次次成爲國際秩序洗牌的犧牲品。

而今的中國，貧富差距加大，官僚腐敗程度惡劣，社會矛盾不斷深化，每年發生在各地的暴動更是數以萬計。同樣可怕的是，當今中國不僅自然生態一片汚染，藝術、人文等領域也淪爲瘠土。中國每年GDP高速增長的背後，社會結構松散，危機四伏，暗流湧動。中國又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刻，可積重難返的中國，扣著一個不配套的制度盆子亦步亦趨，該如何改？誰說的算？恐怕又將在黨內形成中國官僚傳統式的內讧。即使排除這些凶險不論，縱使從此刻開始立時改革，這個制度，又是否真的來得及迎合社會實際而迫切的需要？

中國的政改，已經有那麽多步趕不上了。現在的中國，還等得及迎接下一次機遇的來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