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門五阙，重樓九楹 ——爲「九五之尊」斷送的強國之夢

如今人來人往的紫禁城，曾是明、清兩朝二十四位皇帝的居所。它規劃嚴謹，秩序井然，寸磚片瓦皆遵循著等級禮制，映現出帝王無上的權威。紫禁城既代表著天上的紫宮，又貴爲地上的禁地，平民百姓既不能，也不敢靠近它半步。

就在這裏，自命「真龍天子」的帝王們坐擁江山，期盼著四方歸化，八面來朝。也就是在這裏，他們醞釀了一個個的強國之夢。可最後，這些夢無一不像泡泡一樣，撞破在紫禁城高高的城牆內。

乾隆二十二年，一道聖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廣州一地外，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外貿易，這就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這一命令，標志著清政府徹底奉行起閉關鎖國之策。乾隆皇帝像拒絕百姓接近紫禁城一般，拒絕歐洲諸國接近中國；也像禁止宮中人與外接觸一樣，禁止朝野中人向外探索的渴望。就這樣，乾隆心安理得地關起大清的前門，又喜不自勝地從紫禁城的後門步出，下江南去了！

這一鎖國門，一下江南，大清外交停滯，國庫衰竭。乾隆之子嘉慶繼位後，更是朝綱不振，國勢日非。嘉慶在位二十五年，一直忙於平定包括白蓮教、閩浙海盜、苗民起義、雲南夷變等在內的各地起義與動亂。可此時江河日下的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國」自居，虛驕自大，無視在同一時期內發展穩健的歐美列強。

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英王第二次派遣以羅爾·阿美士德爲正使的使團訪華，向中國提出通商的要求（乾隆年間已經來過一次）。嘉慶帝以「蕞爾小國」，前來「輸誠」，而「勉從其請」，言語間流露的盡是對西方「夷國」的不屑。與他的父親一樣，嘉慶要求英使向他行三跪九叩之禮。遭到拒絕後，嘉慶惱怒地降旨：「該貢史等即日返回，該國王表文亦不必呈覽，其貢物一一發還。」從而，嘉慶再度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向外部世界借鑒、學習和吸納的機會。如同他的父輩一般，嘉慶堅持認爲只要繼續在紫禁城內閉關，便可修成絕世武功。結果，於一八四零年道光年間爆發的鴉片戰爭證實了清廷的錯誤——絕世武功非但沒有練成，還讓「蕞爾小國」的英國打了個遍體鱗傷。經此一役，大清的前門終於被西方的炮火轟開，從此再也沒能關回去。

一次鴉片戰爭後，多災多難的清廷於內，遭遇了太平天國、撚軍、大理與回民的造反與割據勢力的興起；於外，又在一八五六年經曆了二次鴉片戰爭。面對這樣一個內外交困的局面，多年來一直故步自封、落後保守的清政府終於感到了亟需改革的壓力。其時，總理衙門大臣奕欣、兩江總督曾國藩、閩浙總督左宗棠、直隸總督李鴻章等新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提出，若要抵禦外侮，維護清廷，必須首棄「祖宗之法」，轉而引進西方列強的治世方法與先進技術。

在這些軍政重臣的大力推動下，一八六一年，大清國建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始采用國際慣例來處理外交；次年，上海開始發行報紙，北京辦起了外語學校；第三年，江南制造局在上海成立，開始了近代軍事工業的機器化生産；又三年，馬尾造船廠也於福建落成，堪稱當時遠東地區之最。一八六八年，大清國造出了第一艘國産軍艦，並購得六艘英國軍艦。此時的中國，可說改革得相當成功。與清廷基本同期進行革新（亦即「明治維新」）的日本，在大清國造出第一艘國産軍艦，並購得六艘英國軍艦的時候，還只劃著木帆船在海上漂來漂去。


諷刺的是，最終達成了改革目標並實現獨立富強之夢的，卻不是領先在起跑線上的清國。大清國雖然變了，但變的是表層，不是深層。換言之，其形式有改，卻體制無傷。清廷爲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改革，極力避免觸及政治改革，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而日本卻恰恰相反，實行全盤西化，並且相當注重典章制度與思想、觀念方面的改革。可以說，日本的變革，首先就是體制的變革。

自從明治天皇推翻了幕府，成立新政府上台後，日本隨即便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廢藩置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身份改革，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土地改革，實施新的地稅政策等等。明治天皇更下诏建立國會頒布憲法，請來法國專家幫助起草刑法典，訂立法、德混合式民法典以及美式商法典。軍事方面也跟上了大清國的步伐——陸軍參考德國訓練，海軍則參考英國海軍編制。

正是這一系列體制的改革，使得日本在短短二十幾年改變了劃著小木船海上飄的境地，一轉崛起爲新的強國。而此時大清國的洋務運動，卻因爲制度的停滯不前而陷入了困境。大清國官場腐敗，民心渙散，縱有堅船利炮，但管理艦隊和操炮的人管理不善，相互傾軋，政府缺乏有效的管制手段去推動切實的改革。因此一支好端端的北洋水師，卻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全殲，不但陪了銀子，還丟了台灣，國力大大衰退。縱然清廷在其統治的最後時期痛定思痛，下定了「預備立憲」的決心，但終究已和政治改革的最佳時期失之交臂。「辛亥革命」開始，清廷被顛覆，剛剛開始的「預備立憲」自然全盤失敗。

原來，生活在中國帝制時代的人們，無論軍臣，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座紫禁城。紫禁城重檐飛翹，城門五阙，重樓九楹。每人都明白那意味著皇城中住著一位「九五之尊」。皇權至上，沒有人可以動搖「九五之尊」的地位，也沒有人可以在思維上走出紫禁城，去避免一個畫地爲牢的命運。即使是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到頭來也不過是爲了維護一個腐朽的體制。曾國藩和李鴻章，個個都有光複中華的實力，個個都有富國強兵的夢想，但他們頭上挂著根辮子，走不出九楹的重樓，邁不過五阙的城門，到死，都是明明白白的奴才。

到死，也走不出心中的那座紫禁城。

本文爲 leMook issue 11 「夢想主義」 feature 。

因為時間有限，加之內容又與自己先前撰寫的《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 —— 中國錯過的三大政改時機》有相似之處，因此直接挪用了該文中的部分章節。

奧運夢想大旗下的笑與哀傷

夢想的傳承——從希臘到北京

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從天上偷了一把火。他的這把火，一燒，就從奧林匹斯山的山巅，燒到了「奧林匹克」的火炬頂。這把火，燃起了人間的一個夢。

古希臘抒情詩人品達（Pindar）曾寫道：「正如在白天天空中沒有星星比太陽更溫暖，更明亮，同樣，沒有比奧運會更激烈的比賽」。奧運會從公元前七七六年在希臘的奧林匹斯平原出生迄今，從來就與意志、光榮緊緊相連。公元三九四年，狄奧多西大帝（Theodosius I）曾以「取締異教徒」的理由廢止奧運會，但後人從來沒有停止複興它的腳步。一八九六年，法國人顧拜旦通過提倡運動和希臘古典主義的結合，重新光複了奧運。現代奧運從那時起，直至二零零四年重返發源地希臘舉辦，已歷經了整整一百零八年的寒來暑往。這一個多世紀來，每個國家都將承辦奧運作爲自己至高的榮譽。

二零零一年，當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在莫斯科宣布：「二零零八年第二十九屆奧運會將在北京舉行」時，無數中國人的夢想，就仿佛無邊的沙漠，被海浪一夜間濺綠。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二零零八的北京奧運，有一個非常響亮的主題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One World, One Dream），它表達了全世界在奧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追求人類遠大未來的共同理想。

然而，就在舉國歡騰，運動員們躊躇滿志地「追夢」的同時，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也同時沈重地壓在許多人的心頭——中國體育的「舉國制」不僅阻礙了中國體育從「金牌體育」到真正強健國民體質的「群衆體育」的轉變，同時也限制和影響了許多專業運動員的發展甚至退役後的生活。

「舉國制」，顧名思義，就是對競技體育走舉國家之力的精英培養之路，亦即「金字塔」體育模式。國家隊的運動員，大多從各級體校培養的尖子中選拔，沒有太多的文化學習，只集中訓練和提高競技能力。不可否認，這種「舉國制」的發展模式，爲中國在國際體育賽事中帶回了無數的金牌，使中國體育在短短幾十年間不斷得到獎牌上的突破。但是，在這些金牌的背後所付出的成本，實在是太高太高了。當成績和獎牌成爲官員升官、教練員考核獎勵、運動員分房獎錢的唯一標准時，這種圍繞著體育資源的占有和分配的「舉國制」就成了急功近利、以成敗論英雄的代名詞。

從此，一塊金牌承載的再不是一個運動員的個人夢想，而是一個集體的夢想，亦或說是，利益。

肩負著這些大大小小，個人與集體的「夢想」，一個運動員往往從年幼時就將全部時間與精力傾注到某個項目上，把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作賭資，投入到一場變幻莫測的賭博之中。而這名運動員最後成功的幾率，卻微乎其微。體育項目有如體操、乒乓球、羽毛球等，同時投入其中任意一個項目的運動員們，在全國範圍數以千計。然而最後能攀上國家隊頂峰並在奧運會上獲得獎牌的，不過寥寥數人。剩下的所有人，他們的名字是「落寞」和「失敗」。這些「失敗」者，付出了自己所有的青春年華，除了競技體育外別無所長。他們在退役後，既沒有獎牌的光環，也沒有另外的人生支點。不要忘記，他們曾經也是帶著夢想而來。可是，他們除了爲冠軍們做了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變相陪練外，還得到了什麽呢？

除了這些變相的陪練外，中國的許多運動隊更有真正的陪練隊伍。這些陪練，有的後來自己奪取了獎牌，有的成爲助教甚至主教練，但更多的陪練，永遠都只是幕後的無名英雄。

中國女子柔道隊中有一位陪練，名叫徐立功。他陪出了五塊金牌，圓了五個世界冠軍之夢。然而當時在他自己爲全國錦標賽奮鬥時，教練突然取消了有拿冠軍實力的他參加比賽的資格。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柔道隊教練組考慮到徐立功陪練經驗豐富，決定讓他擔任女選手唐琳的陪練。當時的唐琳，是中國隊沖擊悉尼奧運會女子柔道七十八公斤級冠軍最有實力的選手。唐琳參加奧運會，是她沖擊人生的目標；而當時徐立功的目標，就是奪取全國男子柔道冠軍，從而挺進奧運會。在這種情況下，徐立功心有不甘，教練開導他說：「是國家的大局重要，還是你個人重要？把國家利益和你個人利益在你心中的天平上衡量一下，孰輕孰重？」就這樣，在中國式集體主義的壓力下，徐立功不得不放棄了自己個人的夢想。從此，他從一個有希望沖擊奧運的選手，變成了一個徹底的陪練。柔道是一種身體力量與技巧的競技對抗比賽，每天需要不斷地摔、扛、搏……同時，陪練十分需要技巧，力量頂重了會把隊員弄傷，輕了又達不到訓練效果。徐立功自己也曾在一次訪問中說：「覺得我們其實是演員，明明心裏不高興了，還得像大海一樣包容一切」。

像徐立功這樣「明明不高興，卻還得像大海一樣包容一切」的陪練，在中國有著太多太多。爲了當好陪練，許多隊員改變了自己的打法，失去了自己的優勢，以致於這些曾經的全國冠軍，連參加全國冠軍賽的資格都取得不了。但是在「舉國制」的體制前與集體主義的壓力下，他們只能打碎了牙齒往肚裏吞。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一個世界依然不假，可同一個夢想呢？什麽夢想？誰的夢想？




爲了夢想拆夢想

這些年來，奧運會的夢想大旗幾乎在全中國每一塊土地上飛揚。然而這個奧運之夢，是以另一些夢想的犧牲爲交換的。

誠然，中國有了姚明，有了劉翔、田亮等一系列明星運動員。但在他們的背後，在每一塊金牌的集體夢想背後，埋葬了太多的個人夢想。

與此同時，不僅運動員們在爲奧運的集體夢想付出著，就連北京這座老城，也在爲奧運做著改頭換面的犧牲。爲了零八年的奧運能夠奔向「現代化」，北京老胡同裏成千上萬的房子都被拆掉了。如今的北京市中心區，僅僅剩下三千座四合院。更遺憾的是，在奧運重建運動的高潮中，北京的百年戲院也被拆除，推土機在逐漸搗毀大片皇城。奧運前，那個讓人流連在古意中的老北京，正一點一滴在消失。

居民被迫搬遷，古建築保護者義憤填膺……可是北京說：「我們有夢想」。

本文爲 leMook issue 11 「夢想主義」feature

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 —— 中國錯過的三大政改時機

（一）迷失的「洋務運動」

十九世紀中葉，大清江山風雨飄搖。內有太平天國、撚軍、大理與回民的造反與割據勢力，外有一次、二次鴉片戰爭的直接沖擊。落後保守的清政府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第一次感到了亟需改革的壓力。總理衙門大臣奕欣、兩江總督曾國藩、閩浙總督左宗棠、直隸總督李鴻章等新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提出，若要抵禦外侮，維護清廷，必須首棄「祖宗之法」，轉而引進西方列強的治世方法與先進技術。

在這些軍政重臣的大力推動下，一八六一年，大清國建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始采用國際慣例來處理外交；次年，上海開始發行報紙，北京辦起了外語學校；第三年，江南制造局在上海成立，開始了近代軍事工業的機器化生産；又三年，馬尾造船廠也於福建落成，堪稱當時遠東地區之最。一八六八年，大清國造出了第一艘國産軍艦，並購得六艘英國軍艦。此時的中國，已經將同期進行「明治維新」卻只擁有木帆船的日本遠遠甩在了後面。

然而，最終達成了改革目標並獨立富強的，卻不是領先在起跑線上的中國。中國雖然變了，但變的是表層，不是深層。換言之，中國換了形式，卻無傷體制。清廷爲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改革，極力避免觸及政治改革，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而日本卻恰恰相反，實行全盤西化，並且相當注重典章制度與思想、觀念方面的改革。可以說，日本的變革，首先就是體制的變革：

由於十九世紀中期接踵而來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德川幕府成爲日本社會討伐的目標。一八六八年，明治天皇在倒幕派的策動下發布了《王政複古大號令》，廢除幕府，令幕府將軍德川慶喜「辭官納地」。隨後，戊辰戰爭開始，「天皇軍」與「幕府軍」激戰了一年半，終於由「幕府軍」的失敗告終。明治天皇的新政府上台後，隨即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廢藩置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身份改革，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土地改革，實施新的地稅政策等等。明治天皇更下诏建立國會頒布憲法，請來法國專家幫助起草刑法典，訂立法、德混合式民法典以及美式商法典。軍事方面也跟上了大清國的步伐——陸軍參考德國訓練，海軍則參考英國海軍編制。

這一系列的體制改革，使得日本在短短二十幾年內崛起爲新的強國。而此時大清國的洋務運動，卻因爲制度的停滯不前而陷入了困境。大清國官場腐敗，民心渙散，縱有堅船利炮，但管理艦隊和操炮的人管理不善，相互傾軋，政府缺乏有效的管制手段去推動切實的改革。因此一個好端端的富國強兵之夢，卻以「甲午戰爭」的水師全滅告終。縱然清廷在其統治的最後時期痛定思痛，下定了「預備立憲」的決心，但終究已和政治改革的最佳時期失之交臂。「辛亥革命」開始，清廷被顛覆，剛剛開始的「預備立憲」自然全盤失敗。

這一步沒趕上，使中國沒能完成歷史上第一個和平憲制變革，並因此保受外侮長達半個世紀。





（二）錯失的「一九四五」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在自己發動的太平洋戰爭中落敗，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作爲戰勝國之一，雖然經濟蕭條，兵困民乏，連收一句道歉的能力都沒有，但當時的中國人口只有四億，且革命黨人依然堅持著他們西方式的民主理想：政府民選，軍隊國家化，中國在和平崛起與政治改革上依然具備一定的優勢。

可是，盡管當時的中國經歷了八年抗戰，人人希望和平，內戰卻還是開始了。國民黨將此次內戰形容爲「勦匪」、「勘亂」，指責中共倚靠蘇聯勢力搶奪戰利品與搶佔東北地區地盤，從不遵守中國戰區統帥的命令，導致談判破裂。而共産黨方面將其稱爲「國內革命戰爭」，宣稱國民黨當局不願放棄一黨專政的政權，不願放棄徹底消滅中共的願望，無視原日軍占領區內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中共領導武裝力量與中共領導下所建立地方政權的存在，一味利用武裝力量向中共進行威脅，最終導致國共關係惡化。然而，無論雙方如何在內戰問題上進行表述，國共兩黨相互進行政治鬥爭的直接結果是——剛剛經歷過炮火的中國又再度陷入了一場近代國際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內戰。

這次內戰以國民黨撤退至台灣告終。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的土地上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此，中國再次錯過了通過和平方式對政府進行民主化改革的機會。國民黨在台灣開始了新的白色恐怖（但後來台灣的民主化遠遠領先於中國大陸），而共産黨的政權則成全了中國歷史上的又一極權統治，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走上了史太林主義並最終陷入幾乎將中國社會根基完全摧毀的「文化大革命」。

又一步沒趕上。有數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到了現代，依然未能逃離專制與人治的陰影。

（三）血腥的「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也稱「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等，通常簡稱爲「六四」，被普遍視爲一場導致中國政治改革大開倒車的政治風波。學運的開始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從該事件所衍生出的衆多有關民主的討論，至今也未平息。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一九八五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義爲核心的「新思維」運動，並於一九八八年宣布蘇聯將放棄列昂尼德·伊裏奇·勃列日涅夫教條，允許東歐國家民主化。這個被戲稱為「辛那屈教條」的政策在事實上結束了冷戰，同時也將被中共稱爲「資産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在中國散播開來。

諷刺的是，就在戈爾巴喬夫宣布允許東歐國家民主化的前一年，原本被鄧小平選定爲接班人的胡耀邦被指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不力，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失誤。胡耀邦在同年提出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要求。中共中央隨後下達了一號文件，號召全黨全國堅決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

然而，當時的中國人已經開始大範圍地接觸西方民主思想，許多知識分子也公開呼籲民主與人權。一九八八年，公開呼喚「蔚藍色」西方文明的政論電視紀錄片《河殇》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在全國範圍內引起轟動，成爲「六四」運動的思想前導。西方的民主訴求已經成爲了大勢所趨。

在這樣的環境下，胡耀邦於一九八九年的逝世成爲了「六四」的導火索。當時的中共政府，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發展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在同時經受了各地國營企業關閉，大規模失業等強烈沖擊，並暴露了一系列貪汚腐敗，任人唯親的問題。因此，學生們自發紀念、哀悼胡耀邦的活動很快就演變爲一場反「官倒」，反腐敗，爭取民主與自由的請願。大批學生開始聚集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提交了請願信。當時出任國家總書記的趙紫陽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希望溫和處理。

不幸的是，最終以趙紫陽、胡啓立爲首的黨內改革派徹底被以鄧小平、李鵬爲首的保守派鬥倒。反對軍管的請求無效。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十一時至六月四日清晨，中共領袖指示人民政府的子弟兵開槍屠殺自己國家的人民。舉世爲之震驚。

至此，由於中共體制的龍頭鄧小平不想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以威脅到中共一黨專政，中國再次痛失政改的黃金機會。

「六四」至今已經十八年整，趙紫陽所提倡的政治改革從來沒有得到實施。面對近期中共失敗的醫改、經改與教改，趙紫陽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一語成谶：

「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方面互相影響。現在看來，除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外，社會主義在政治體制上，在民主問題上也必須顯示出自己的優越性。在實踐中，我越來越感到，政治體制改革對經濟體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後了，應當大體上同步進行。如果太滯後，經濟體制改革就很難繼續進行下去，而且會産生各種社會、政治矛盾」。

如今的中共，何嘗沒有意識到政改的必要性？然而政改的黃金機會已再次被他們自己親手葬送。

這步沒趕上，黨是暫時保住了，可中國的危機，卻越來越深了。





（四）積重難返的當代中國

今天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民，依然生活在魯迅筆下的「鐵屋子」（iron house） 中。唯一不同的是，如今的中國已經轉入了「柔性專制」的階段。鐵屋子依然是鐵屋子，只是屋中多了些天鵝絨。拳頭打在牆上，不會硬生生地彈回來，但想要打破它，卻依然是不可能的。

可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唯有在政治體制上實行徹底改革的國家，才有可能真正在世界上領跑。不消說「法國大革命」的教訓與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崛起，即便是實行社會主義的前蘇聯，也經歷了政權輪替，改變了原有政治體制並最後開始走向自由強大的過程。

中國與這些國家相比，不是沒有過「革命」，不是沒有過「維新」，也不是沒有過改變一黨獨大局面的機會。然而中國在這些變革的機會面前，步步跟不上。在「洋務運動」中，清廷的改革流於表面；一九四五後，中國內部依然不肯放棄內讧，一波接一波的內戰一而再地將中國人民拖入了無底的深淵；於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六四事件」中，中共更是顯露出了與晚清清廷同樣的本質——爲了維護統治階級的既有利益，只肯著眼於眼前的經濟利益而棄國家長久的政改方案於不顧，最終拖延甚至阻礙歷史進程，使得中國一次次成爲國際秩序洗牌的犧牲品。

而今的中國，貧富差距加大，官僚腐敗程度惡劣，社會矛盾不斷深化，每年發生在各地的暴動更是數以萬計。同樣可怕的是，當今中國不僅自然生態一片汚染，藝術、人文等領域也淪爲瘠土。中國每年GDP高速增長的背後，社會結構松散，危機四伏，暗流湧動。中國又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刻，可積重難返的中國，扣著一個不配套的制度盆子亦步亦趨，該如何改？誰說的算？恐怕又將在黨內形成中國官僚傳統式的內讧。即使排除這些凶險不論，縱使從此刻開始立時改革，這個制度，又是否真的來得及迎合社會實際而迫切的需要？

中國的政改，已經有那麽多步趕不上了。現在的中國，還等得及迎接下一次機遇的來臨嗎？

古風的脈搏——淺談詩詞節奏

本文爲 leMook issue 10 「節奏主義」feature，僅為一篇簡單的詩詞節奏介紹。其中音節的部分參考了王力先生的《詩詞格律》。


千年易逝，多少英雄霸王，佳人才子，最後終要隨大江東去。然而他們留下的詩詞曲賦，並沒有隨之化作歲月的煙塵。今人仍然以「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來感慨世事的無常，也常用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暗諷不顧民間疾苦的官員。這些琅琅上口的詩句之所以能千百年來不斷爲人吟唱，除了它們內含的深意之外，節奏的功勞也必不可少。

詩詞向以韻律區別於散文。所謂韻律，是指詩詞中的押韻規則與平仄格式。這種規則與格式在詩詞中形成了規則的律動，使詩詞在閱讀中能夠起伏有致，甚至使讀者感受到詩人在寫作時的感情波動，形成詩詞獨有的節奏。在本文中所講的詩詞的節奏，特指律句的一般節奏。非律句的特殊節奏由於變化較多，篇幅有限，在這裏暫時不談。以下就讓我們分兩個部分，分別看看組成詩詞節奏的兩個主要元素——音節與平仄。

（一）音節

律句的節奏，是以每兩個音節（即兩個字）作爲一個節奏單位的。一般來說，如果是三字句、五字句和七字句，那麽最後一個字將單獨成爲一個節奏單位。

例如：
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鍾（李益）。

又如：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鹦鹉—洲（崔灏）。

以上的音節律動，被稱爲聲律單位，就是我們所說的詩詞的節奏。這些聲律單位又與句子、詞組等意義單位所結合。如果我們仔細地看，可以觀察到詩句中的每一個雙音節奏，常常是和一個雙音詞（如「歷歷」）、一個詞組（如「芳草」）或一個句子（如「語罷」）形式相當的。這樣的劃分形式使得讀者在斷起句來的時候格外輕松，也因此便於記憶與誦讀。

值得注意的是，律句的音節結合絕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前兩個例句中，詩句中的最後一個字單獨形成了一個節奏單位。實際上，隨著節奏點的移動，我們也可將最後兩個字歸成一個節奏單位。

例如：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王維）。

再如：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白居易）。

我們甚至可將後三個音節結合在一起：

故國—三千裏，深宮—二十年（張祜）。
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李白）。

由此可見，節奏單位的劃分並不是絕對化的，它常常隨著內容及語法結構的改變而改變，有時甚至會出現與語法結構相矛盾的地方。但我們在這裏只介紹常例，並不特別分析變例。

（二）平仄

平仄，是古詩中用字的聲調。古代漢語聲調分平、上、去、入四聲。平指四聲中的平聲，包括陰平、陽平二聲；仄指四聲中的仄聲，包括上、去、入三聲。也許有些讀者會認爲平仄屬於聲律，並不是節奏的範疇。事實上，平仄相替，節奏方出，節奏出，則韻步起，這一切都是緊密相連且息息相關的。

首先，我們各以五字句與七字句的仄起式爲例，來看看它們的平仄格式如何：

五言絕句：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七言絕句：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從表面上來看，人們常說的「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這一口訣是基本正確的。對七言詩來說，第一、三、五字不在節奏點上，所以平仄可以不論，用平聲字或仄聲字都可以；第二、四、六字在節奏點上，所以必須分明，嚴格按照平仄格式的規定選用平聲字與仄聲字。對五言詩來說，其實應該是「一三不論，二四分明」，第五字是韻腳，自然也需要分明。但這幾句口訣畢竟只是通俗的講法，存在許多錯誤之處，因此我們只能說它們「基本正確」。譬如在「平平仄仄平」這一句中，第一個字決不可不論。如果不論而用了仄聲字，使這一句變成了「仄平仄仄平」，那便犯了「孤平」（除了韻腳之外只剩下一個平聲字），是犯了大錯誤。又如「仄仄仄平平」這一句，第三個字也應當論。如果不論，誤用了平聲字，使句子變成了「仄仄平平平」，則成了「三平調」。「三平調」是古風的特色，在律詩中應當盡量避免。

也許單純從格式與規則上來看，平仄在詩詞節奏中發揮的重大作用很難顯現出來。接下來就讓我們引幾首脍炙人口的詩作，以便大家體會平仄的妙處所在。以上占用了一定篇幅描述「孤平」與「三平調」，目的就在於避免讀者在對照詩句與平仄格式時發現有些句子與格式不合，從而産生歧義與迷惑。

例詩：

《登樂遊原》
作者：李商隱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楓橋夜泊》
作者：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鍾聲到客船。

這些世代相傳的經典詩作，在讀起來的時候是否抑揚頓挫，琅琅上口，充滿了韻律感和節奏感呢？這些便是平仄的功勞。有了平仄，音節的停頓也就顯得更有音律之美，節奏自然呼之欲出了。想像一下如果沒有平仄的存在，一句「平平平平平」，或「仄仄仄仄仄」的詩句將給閱讀帶來如何的痛苦？

在逐一分析過音節與平仄的作用之後，我們會發現，這二者是詩詞節奏與韻律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因素。音節的組合便如爲詩句配上了美妙的樂譜，而平仄的出現，則使整首詩真正合乎音樂的配置，具有了獨立性。從而可以吟而不唱，可以唱而不吟，卻同樣具有音樂的節奏、和諧與美。

深秋的夜晚，當你手捧一盞香茶，漫步庭中，無論你腦中出現的篇章是李清照的「寒日蕭蕭上鎖窗，梧桐應恨夜來霜」，抑或是蘇東坡的「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閉眼之際，千年古風許已在耳邊呼嘯。而歲月，歲月早已在古風的脈搏中靜靜流淌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