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補記

知道汶川大地震的那天晚上我正在三藩市。站在旅館狹小的走廊上打電話問平安時，眼淚止不住地滾下來。我想起幾年前在武陵山体滑坡中遇難的朋友一家，想起問及他們下落時對方的回答——「還在挖」。不是「還在找」、「還不知道」，是「還在挖」。那幾秒之後，屋下的世界已經是一個希望所不能企及的暗角，一切對奇跡的企盼都將在日後變成陰影般的創傷。我也曾企盼過那樣的奇跡。而我至今清楚地記得那時對於這一切的感覺。

國哀開始的第一天我已經在北京。晚間經過西單的時候，行人罕見地稀少，僅有的一些聚在一個商場前圍觀一個儀式似的集會。圈内人手持蠟燭，高喊「中國加油」。此情映入眼中，卻顯得如此蒼涼。面對這樣重大的哀痛，我們捐款、打氣、問責，其實在很大程度只是為了釋放自己無處可置的迷茫與悲傷。對於真正受災的人而言，在經歷了最初的巨大悲拗後，隨之而來的往往是長久的麻木與無聲。我們在努力做的許多事情，對於他們也許意義甚微。重拾信心，再建家園，這些固然都沒錯，但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從根本上認爲生命是一種負擔。生活能力失去了，至愛親朋失去了，what else is left to care? 而身無長技的我們，無論如何也是置身事外的我們，真的認爲我們能夠救援誰嗎？

這些天來，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但一切負責感受快樂的細胞似乎都被壓抑了。吃剁椒魚，香辣的味道彌漫了口腔，卻沒有因爲味蕾的愉悅帶來的欣喜；見老朋友，說的話題卻總離不了這幾天發生的事。

從來沒有這麽強烈地感同於 John Donne 的 No Man Is an Island：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ach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Motherland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ner of thine own
Or of thine friend’s were. Each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For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Therefore, send not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任何人的死亡都令我損失，
因爲我是他們中的一員。

因此，不要問大鐘為誰而鳴，
它為你而響。

我聽到大鐘了。

我們站在這塊破碎的地殼上，脆弱地付出許多或珍貴或廉價的情感。但我們為的絕不僅僅是接受情感的對方，也是為我們自己。人是自憐自艾的。我們在救援他人的同時，也一樣需要自救。我們需要驅逐自身的惶恐，證明我們存在的作用，以抵消自己的一些危機感、虛無感，抑或，罪惡感。

因此，我們是確確實實地和每一個掙扎的人一起掙扎，同每一個受災的人一同受災。

——————

之所以不選擇在汶川地震舉國報導的那段時間裏發這篇文章，是因爲我逃開了。國哀的第三日，我跑到了紫禁城裏看蜘蛛網。我想我們的一切都會和這裡的歲月一同被塵封。

1920 年 12 月 16 日，海原大地震。
1927 年 5 月 23 日，古浪大地震。
1933 年 8 月 25 日，曡溪大地震。
1950 年 8 月 15 日，察隅大地震。
1966 年 3 月 8 日，刑台大地震。
1970 年 1 月 5 日，通海大地震。
1976 年 7 月 28日，唐山大地震……

正如我們看這些條目一樣，多少年後，今天的災難也只會變成其中之一：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

我們怎樣看歷史，歷史也會用同樣的目光看待我們。

——————

國哀的第三日我在紫禁城讀詩。
百年後我還在那裏。

恭喜台灣

台灣大選塵埃落定，藍營以領先 220 餘萬票的優勢高票勝出。馬蕭正式入主總統府，完成中華民國第二次政黨和平輪替。

恭喜台灣。 根據政治學大師杭廷頓（Samuel P. Hutington）著名的「兩次輪替檢定說」（two-turn-over test），一個社會由「民主轉型」達到「民主鞏固」，必須要以經歷過兩次和平、民主的政權轉移為基本前提。台灣通過了檢定。民進黨執政八年來，經濟衰退，族群分裂，弊案頻仍，民主進程不進反退。但台灣的選民卻在一次次的打擊與考驗中迅速變得理性成熟。他們不僅在最後關頭用手中的選票推翻了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更在入聯返聯兩項公投上表明了自己的意向。兩項公投的失敗説明了民衆已對由黨派操弄的政治議題興趣缺缺，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才將是在未來被關注的主要對象。選民們用行動陳述了這樣一個事實：今後再難有哪個政黨，可以閉門獨自上演一場虛假的粉墨春秋。

恭喜台灣。恭喜它不僅保護了自己的自由民主，還為所有的華人做出了表率。台灣在以自己的成功告訴對岸：民主可行，且並不可怕。一個社會在建立民主制度之初，必然會經歷一段時期的動蕩與不安定，但這個制度終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它雖然不是「最好的」，但它卻是「最不坏的」，它總能根據社會的需要不斷進行自身的調節與改良。這才是民主制度的優越性所在。

台灣的經驗，無疑可以對大陸有一定程度的激勵作用。如今的台灣，完全可以輸出民主價值觀的方式來反攻大陸。如果這次的反攻收到一定成效，那麽我們就真的該再次熱烈地恭喜台灣。

以及恭喜大陸。

十萬個爲什麽

魁獨在加拿大是歷屆競選中的重大議題。然而加拿大人從來沒有在聽到獨立公投的提議時妄想殺掉魁人政團的黨魁 Gilles Duceppe.

中國的國情卻不一樣。 試在大街上高喊一聲 free Tibet！你絕對會被憤怒民衆的 眼神與拳頭有效鎮壓。中國人在人情交往上極度勢利冷漠，卻對「維護祖國領土完整」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即使平日對西藏發展毫不關心的人，也在這個時候擺出同仇敵愾的架勢。問他們真正了解西藏歷史嗎？他們說：不，這與我們日常生活沒什麽關係。

中國人的生活邏輯，有時完全沒有 coherence 可言。

暴力的反政府抗爭自然不是一個好現象，它的出現，標誌著當地社會鬱積了許多不滿與仇恨。它當然也不是一種好手段，對專制機器發起非理性且不成氣候的衝擊，從來只能人財兩空。但這種手段於中國而言，其實早是家常便飯。西藏的抗爭，只是這個國家每年上千起抗爭裏比較有話題性的一宗。

當一部份人在將藏民歸類為暴民的時候，他們總是排除掉自己是愚民的可能性。他們懂得看新聞，卻不懂得讀歷史（當然可能也無從讀起）。他們說：如果你們能容忍廣東或者河南獨立，那麽就也讓西藏獨立吧！

問題是——

廣東與河南爲什麽會想要獨立？

Things happen for a reason. 用一種完全沒有 historical sense 的傻瓜邏輯去分析問題，自然不會得到什麽聰明的回應。西藏和中國，本身就屬於一種靠強姦建立起來的親屬關係。中共在奧運前不敢針對事態進行大規模屠殺，但發動人民輿論戰爭卻是他們慣用的伎倆。這與對台戰略在民間的展開是一模一樣的。

許多中國人習慣於忽視惡的源頭而關注因爲惡所引起的後果，這是這個民族不少悲劇發生的根本所在。小的時候，喜歡看《十萬個爲什麽》嗎？很多時候，多問幾個爲什麽，思路真的會寬闊很多。

消失的第三個選項

今天整理書房，重新翻了翻《最後的貴族》。書的文字十分平庸，書名卻引得人有掉淚的衝動。

我們的國家已經沒有貴族了。在埋沒了良知、背叛了歷史、清洗了所有貴族以後，我們注定只能在一個全面平庸的環境裏成長。

一個國家的文化有相當大一部份，是由貴族與上層階級創造的。受最好的教育、享受最好的物質條件，也必然會創造和傳承最精英的文化。這不是對窮人的一種歧視與誣衊。世上的人生來不等，注定會有相當數目的大衆無暇也無錢享受作為一個純思想家的快感。

然而這些思想家被打倒了。共產黨在奪權之初打的是窮苦人民的旗號，然後利用他們推翻一切遺留下來的社會力量（這裡面包括政治力量與精神力量，主要是精神力量，因爲精神力量是潛在的政治力量）。毛澤東不僅試圖鞏固自己的權力江山，更有意建立一代新的紅色貴族。對於前者，他也許完成得很好。但對於後者的期待，卻只會流於一個癡人的夢言。到處賣力題字的毛新宇無論怎樣高調地在台前演出，他也永遠成不了貴族。這是由他爺輩的作爲決定的。中國貴族代表的並不是一種政權，而是一種文化態度。文革之後，當我們的文化基座都不存在了，我們也就永遠失去了一張雍容華貴的面容。

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個現實——我們活在一個沒有天才的時代。全球化的進展已經足夠令我們平板無趣，而在中國，因了多一層的政治阻隔，真正有潛力的人才往往被埋沒在民間。他們既沒有合適的機遇，也缺少沒落貴族的悲情氣質。基本可以斷言：現代再不會有第二個人，能夠繼承一代名士張伯駒揮手間的蒼涼。而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在文化上走下坡路的顯著表現之一，正是在審美層面缺乏質感。

也許在中國，知識分子從來沒有由於文化氣息而受到「優待」，但至少曾經的貴族，可以因爲他們的地位、財富，以及所肩負的社會擔當而享有「特權」。今天的統治階級，地位和財富是有的，文化氣息與社會擔當如何？觀者心明眼亮。了解一個國家的社會公正，只看它的特權階級，可一目了然。

在文化與公正雙失的環境裏，可以想見，最得利的永遠不會是精英。飽滿的人格與獨立的思想會影響「和諧社會」的「穩定」。在那個社會裏生活，需要考慮的根本問題只有一個：是要做一個庸才，還是一個奴才？

失去了貴族的我們，已然沒有第三個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