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在更遠的地方 ——從《文化苦旅》到《行者無疆》

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
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
骁騰有如此，萬裏可橫行。
——杜甫•《房兵曹胡馬》

如果有一個背影，孤獨而堅定，陽光下卻投射出一位行者的勇氣與擔當，那麽這個背影的主人，該是余秋雨。

千年來，文人們總滙聚在象牙塔中，品歷朝的風光霁月，歎眼下的風雨欲來。余秋雨也一樣，喜談古論今，數天下風流。可是這個文人，不願意被局限在書齋裏。他懷抱一個挖掘中華文化 DNA 的夢想出走十五載，考察世界各地的文明與文明遺迹，從身體上的「苦旅」開始，漸漸走到了心靈上的「無疆」。他叩問中國，傾聽希臘，尋訪中東，最終走向歐洲，探究這片將古典傳統與現代文明融於一體的大陸。古人雲：「與其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

余秋雨做到了。

曾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讀到他的第一本隨筆——《文化苦旅》。那時年少，各方面的積累均不深厚，更不懂得歷史需要地理去實踐的道理。然而書中那篇《風雨天一閣》卻輕易地將我打動。我對書，尤其古籍，總有一種莫名的敬意，敬它是歷史的見證與文明傳承的火種。而天一閣，正是一座爲明代兵部右侍郎範欽所建的藏書樓。樓中的書留到今天，後人才總算能一窺明清兩代百年壯闊的書籍文明。余秋雨的筆下，並未過多地提及天一閣的藏書種類，他只講述了一個範家代代藏書、護書的故事。天一閣巋然毅立的背後，是這個家族難以言狀的心理悲劇和諸多紛爭。然而這脈香火，終於是護下來了。一個民族斷殘零落的精神史，從此有了一個小小的棲腳處。這座樓，讓人聯想到一個古老民族對文化悲怆而神聖的渴求。正因爲此，余秋雨以一種最虔誠的形貌投入了對它的解讀，甚至認爲在他進入天一閣前下的那場雨，是上天舉行的一個獰厲的儀式，逼迫他「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來到跟前。

也許有人責余秋雨矯情。不過是一場雨，不過是一座樓，怎麽用的著卑躬屈膝，哆哆嗦嗦？也許他們不明白情景交融之際能生出怎樣大的感慨。曾經有一年，我乘車路過西安郊區，看到一望無際的黃土地上勞作的人們身旁鼓著三三兩兩的墳包。那些墳包也許是他們父親的，也許是他們祖父的，幾代人，生生死死，都在同一塊地上，連條界線也不分出來。我的眼淚止不住地便湧出來。同年，我用手指在西安的碑林上一筆一劃地臨摹那些過去的字迹。我們對土地，對文化對歷史，都是有感情的。感情和矯情，不一樣。男兒有淚未必就不能彈。

余秋雨總是擅於訴說這些不知名的感情，訴說由這些感情生出的痛，因此他的整本《文化苦旅》都在愛與痛間徘徊。他背負著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現場，從而揭示出整個中華文明坎坷發展的歷程。他做了一次成功的文化啓蒙，卻又使人不忍面對那滿目瘡痍的歷史。

《山居筆記》也是如此。這部書從《一個王朝的背影》開始，以《歷史的暗角》結束，探討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觊觎與一衣帶水、文化靈魂的流放和回歸、群體人格的形成、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命題如此宏大的原因，是因爲他的夢想同樣奇偉。

《山居筆記》後，余秋雨進入了一個文化考察的新階段。此時的考察隨筆，是千禧年最後幾個月寫就的《千年一歎》。他跟隨車隊走進希臘文明的源頭埃及，埃及文明的源頭兩河流域，又跟著波斯文明的張力所及追尋到了印度河、恒河，驅車數萬公裏，拜谒人類歷史上一切發生過重大影響的文明。通過對這些文明的探索及對文明遺迹的憑吊，余秋雨嘗試在陌生的異國荒原上返現中華文明的方位。也許《千年一歎》在架構上不夠精細，於資料搜集上甚至有些粗疏，但正是這種不做修飾，在旅程結束後就將原文發表的做法，才保持了書中文章在特殊環境中的原生狀態，呈現了一種因大流浪而産生的蒼涼感。《千年一歎》是一部日記，一部在匆促的旅程中，艱難的行途上每天一篇的日記。它又不僅只是一部日記，人類古代文明的路基在世紀之交的這個當口被重新審視，讓人們看到了多少傑出文明的巨構都已轟然崩塌。余秋雨在這個階段向自己，也向衆人發問——同樣傷痕累累的中華文明，是如何避免這種整體性塌陷的？這種避免的代價又是什麽？此時的余秋雨，校正著自己在國內考察時的各種感悟。與此同時，他也爲人們開啓了一種跳出中華文化來審視中華文化的視野，讓原本艱深的許多歷史命題，以一種最親切的日記方式，進入人們的思考範圍。

在這之後，余秋雨最成功的一本，也許也是他最後的一本文化考察隨筆，是《行者無疆》。與《千年一歎》不同的是，余秋雨在前作中力求達成古代文明史在新時代的新認知，通過考察其它文明古國的歷史，來重新審視中華文明的發展軌迹。而在《行者無疆》中，他則是帶著一種企盼能與之更好地融合的心態，去客觀地評價歐洲的文明現狀。他更多地站於第三者的立場，突破兩極方位，以更廣闊的視角去發掘更深厚的文化內涵。他寫被埋葬了的龐貝古城，也寫悠閑的羅馬假日，既談舉世聞名的貝多芬，也說海牙平凡的老人。無論是宏大，是細微，在他的筆下，總有各自的精彩與獨特。

一路走來，從《文化苦旅》到《山居筆記》，到《千年一歎》再到《行者無疆》，余秋雨的行文越來越從容，心境越來越開闊。然而樹大招風，這些年來，余秋雨太過受歡迎，他的書太過暢銷，他也遭遇了太多的謾罵與指責。在如今的大陸，說喜歡余秋雨甚至已成了一種笑話。可這絲毫不改我的觀點——我們應該慶幸我們還有余秋雨。

法國社會觀察家L•申恩教授曾指出：「在二十世紀後期的文化中，什麽是最深刻的現代性？第一是大流浪所産生的無界感受；第二是尋根以後的失根狀態；第三是逃離特權後的孤獨體驗；第四是保持格調卻又關注流行的邊際生態」。從這個意義出發，余秋雨的身上體現了最徹底的現代性。他「流浪」，他考察廢墟，他遠遠地緬懷那些失落的「文化身份」，不斷地在尋根與失根之間久久徘徊；他曾是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然而卻在名聲如日中天時毅然辭職，回歸一個文化人的本位；他保持格調，卻又參加帶有傳播性質的文化活動……余秋雨不僅是一個行者和作者，更是一個勇者和智者。他帶著中華文化的思考基點踏遍天涯，只是這份決心與毅力，便足以令人動容。

余秋雨說：「在一般意義上，家是一種生活，在深刻意義上，家是一種思念。只有遠行者才有對家的殷切思念，因此只有遠行者才有深刻意義上的家」。對余秋雨而言，諸般人生況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項也許正是異鄉體驗與故鄉意識的深刻交糅。這一況味，跨國界而越古今。因此，余秋雨的家在遠方。

文化旅苦，行者無疆。余秋雨的夢想，也在更遠的地方。


本文爲 leMook issue 11 「夢想主義」 feature 。